坊间普遍注意到,小粉红的爱国主义情感已经发展为一种政治正确,具有说一不二、不容商量的特点。比较突出的是“挖坟”行为,即通过社交媒体挖出一些人物过去涉及国家的不当言论,进行举报、投诉。从当下的导演赵婷,到已故的音乐家傅聪,都因为过去的亲西方言行而在社交媒体上遭到广泛抨击。抨击者往往拒绝考虑过去的语境,拒绝理解个人与时代的变化,一概以当下中美对立为划线标准。如何认识这种特质?

一方面,这种刻板化、绝对化的认知模式,源于青少年虽然拥有较多日常消费、娱乐生活经验,但较缺少严酷生存与社会工作经验,因此较难进入具体复杂的现实语境思考问题,而是习惯于根据言语符号来识别敌我,进而形成标签化的情感和观点。这并非民族主义式的狭隘,而是一种全球流行的现代症候。近期出版的《娇惯的心灵》一书,详细阐释了美国青年如何毁于浓厚的政治正确和过度保护的氛围之中,越来越敏感,容易心灵受伤,进而激动进行“揭发”“举报”。他们被一套关于“微侵犯”的说法灌输,热衷于审查日常生活中身边人的一切微小言行是否符合政治正确、是否涉嫌骚扰侵犯。小粉红共享了这种政治正确的形式,但是换掉了其内容。在这个意义上,小粉红及其“普世价值”对手都是言语化的人,即根据言语体现的观念来识别敌我,而非根据现实经验考量。这也提醒我们,小粉红是否会共享美国青年的脆弱心灵?

另一方面需要看到,恰恰在政治领域,情感总是最直接的识别机制,能够比理性更快地识别敌我。身份政治原本就是一种情感政治,取决于具体境遇中的情绪体验。当国际斗争关系不以人的意志转移而存在,当“普世价值”主义者诉诸“理性”“启蒙”一类言辞批判小粉红,却无法掩盖自身的亲西方情感立场,就不可能获得对方的尊重。正如新冠疫情期间,香港医学专家管轶谈内地的防疫,说“这次我怕了”、“就连我这种也算身经百战的人都要当逃兵”,他在医学专业能力上也许过硬,但是相比逆向而行援助武汉的中国医护队,他明显流露出自己的情感立场,因而遭到青年网民的抨击。

 

“出征”正是全球互联网经济生产出的一种普遍的社团组织形式。在美国特朗普时代的推特民粹政治中,以及2021年1月美国股市散户通过Reddit联合、暴打华尔街空头的运动中,都能看到类似的组织方式。“散户”首先是从传统社会单位、机构里脱嵌出来的人,但是并不会持续原子状况,而是依赖互联网自发组织。

这种散户联合运动越来越超出网络,影响实体经济与组织运行。从2020年延续到2021年仍余波未了的肖战事件,就是粉丝经济社会化的典型。肖战事件开始只是特定流量偶像饭圈的内部冲突,然而引发连锁反应——粉丝举报导致AO3网站被封,波及其他趣缘圈子的日常文娱生活,使得斗争扩大,引发反肖战的饭圈统一战线。他们采取典型的消费主义抗争手段——抵制对手的代言品牌,这又引发品牌商家下场博弈。由此饭圈、资本、政府都被卷入。这种多方卷入共振的现象一再发生,比如2021年2月B站上一部涉及色情的日本动漫《无职转生》引发争议,原本是饭圈粉丝争论,却因为反方UP主涉及国家历史的不当言论,扩大为小粉红征伐,后又引发豆瓣社区女权人士不满,发动“出征”,试图影响B站股价。这体现出青年文化生态的非均衡不稳定倾向,动辄由小事件引发多方冲突。而2021年7月,某国产鞋服品牌只因“宣布”向洪涝灾区捐赠5000万物资,就引发爱国网民涌入其直播间疯狂购货致谢,则是小粉红情绪运动影响国潮经济非均衡运行的典型案例。

 

“港独”“台独”青年群体,恰恰构成小粉红在舆论场中的“同生态位”对手。2019年,曾经所向披靡的帝吧出征遭到“港独”青年有组织的反击。同样是网络空间原住民的“港独”青年,采用类似的饭圈组织手段和二次元手段反击,比如通过互联网平台聚集同伴,分工合作,包括采用黑客手段曝光帝吧出征成员隐私。在遭遇反击后,帝吧一度宣布暂停出征活动。这让我们看到不同阵营都在产生新的网络物种,各自发展着全球化时代网络散户的组织能力。他们彼此立场、观念冲突,却拥有类似的时尚趣味、行动模式和话语武器。套用生物学的观点,他们彼此处在相同的“生态位”上,构成竞争。

理解了小粉红的“身份政治+国族意识”属性,就会更加理解他们在舆论生态中与另一些身份政治运动,比如女权主义的纠葛。2020年2月,共青团中央微博账号推出虚拟爱国偶像“红旗漫”与“江山娇”,引发争议,其中女性角色的“江山娇”吸引了一波女权主义火力,如“百问江山娇”活动:“江山娇你来月经吗?”“江山娇,领导要你剃头了吗?”“江山娇,你父母是不是为了要男孩生的二胎?”甚至编织说唱歌曲揶揄江山娇,传播效果极强。青年女权主义者和小粉红一样,浸淫在全球化、媒介化市场经济和身份政治话语中,懂得娴熟运用新媒体渠道和新式话语手段进行传播。在2021年2月发生的女权主义者出征B站事件、4月发生的成都二手烟事件中,都可以看到女权主义者与男性小粉红、自干五群体对垒的身影。这说明小粉红已经深深卷入吉登斯所谓的“生活政治”而非“传统政治”对抗,未来的挑战亦主要来自社会生活中的相近生态位。

 

2020年,一种社会心态被广泛观察到:年轻人普遍在宏观层面对国家前途充满信心,却在微观层面对个人生活前景态度悲观,恐惧就业、婚姻、生育。这种精神分裂式的心态是如何产生的?

以小粉红为代表的新爱国主义情感,立足于全球化与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与“短二十世纪”的爱国主义有微妙的差别:后者基于苦难经验与责任意识,表现为近现代中国虽然积贫积弱、屡遭欺凌,但爱国者依然“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前者更多基于国家强盛与个人幸福经验。因而带来一个问题,这种情感是否会受到生活水平与经验变化的影响?

百年未有之大疫情导致经济发展受阻,青年人就业空间收缩。同时,“90后”一代作为互联网原住民,在工作、生活上深深依赖互联网平台,个人生活越来越“宅化”,对线下现实生活的理解能力和承压能力有所下降,生于网络,死于网络。他们日益受到消费主义、加班文化和债务文化的多重裹挟。当平台资本巨头陷入内卷式竞争,进一步向社会民生方方面面渗透,由开拓新价值空间转向大面积收割用户时,年轻人对资本,尤其是平台资本的印象就急转直下。马云的形象一落千丈,房产平台贝壳的创始人左晖去世后,网上青年一片欢呼。同时,青年对国有企业和体制内工作的期望大增,对计划经济开始产生过于美好的幻想。在这一背景下,2020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受到的关注呈爆发式增长,在B站上出现数以万计网友自发制作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和批判资本家的短视频,比2019年的同类视频增加了7倍。央视2019年的纪录片《资本的力量》本意在于纪念改革开放,总结资本市场建设经验,然而转载到B站后,数千条跟评与弹幕清一色痛批资本。同时,《毛泽东选集》的销量也在2020年暴增。

我们必须看到,作为浸淫于市场经济中的粉红一代,对资本的厌恶以及对“短视频马克思主义”的热衷,仍然具有一种晚期资本主义症候。较少生活经验、待遇预期下降、趣缘群体的相对封闭性、政治正确的保护、感情用事,再加上抑郁症文化的流行和利用焦虑获得流量的自媒体渲染等,这些要素同全球资本内卷加剧一起,生产出一种“爱国反帝反资导向+容易受伤的二次元怨气”的青年情感模式。这可能是小粉红“精神分裂式心态”的来源之一。与其说这是左翼的回归,不如说更类似于福山所说的当下西方青年在政治经济恶化与身份政治泛滥叠加下所产生的“怨恨政治”。西方的怨恨政治在选举政治下极易转化为街头政治和民粹政治,而当下中国青年中间扩散的怨气则转化为自暴自弃的心态和网络舆论,例如B站青年提出的四大“反抗”:不买房、不结婚、不生育、不996。“我躺·平,资本家就不能再剥削我。”这种怨愤的本质,一方面是反对资本压榨的合理诉求,另一方面更是已经被消费主义熏陶的心灵,因为得不到消费主义满足而产生的挫败感。其观念并不指向阶级叙事或者生产方式叙事,而是指向类似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叙事。

 

*本文转载自“文化纵横”公众号,文章原刊于《文化纵横》2021年第5期,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如需引用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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